纪念毛泽东创建社会企业文化书社100周年

1920年7月31日，长沙《大公报》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发起文化书社》启示。9月9日，文化书社正式开业。青年毛泽东在参与建党伟业前创建了新民学会、湘江评论、文化书社等多个组织，其中学界对新民学会、湘江评论研究得多，对文化书社深入了解的少。2020年是文化书社创建100周年，这是毛泽东创建的第一个经济实体，而且恰巧就是近几十年才开始逐步流行的“社会企业”。

我们在谈社会企业这个概念范畴的时候，多从三个维度展开。比如欧洲社会企业学会关于社会企业的标准提出了三个维度：

经济维度：持续生产商品或提供服务，有经济风险，有最低数量的领薪工人；社会维度：分红受限制，明确的公益目标；治理维度：由公民群体发起；高度的自主性，相对于依赖性而言，不基于资本所有权的决策权力，参与性，将受活动影响的人都纳入其中。

这三个维度共同定义了欧洲社会企业的基本特征。欧盟据此列出组织成为社会企业的三大要件：以商业为手段实现某公共利益或社会目标；大部分利润被重新投入，用于实现该社会目标；该机构的所有制结构和运营方式反映了一定的民主和参与机制，并且注重社会公平。

再看日本社会企业的核心要点：以解决社会问题为主要目的；通过商业手段改善或解决社会问题；利润主要用于事业的再投资，而非将之全部分配给出资人或股东，分配利润低于全部利润的50%。

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基于对各国“社会企业”定义的梳理，我们认为“社会企业”是在社会使命的激发下，运用商业手段，创造性的整合和运用社会资源，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第一目的，至少有部分资产为社会共同所有，所得利润主要用于社会问题解决中去的企业。

我们说文化书社是一个社会企业，从毛泽东起草的《发起文化书社》启示里就可以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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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文化书社

（毛泽东《大公报》1920年7月31日）

湖南人在湖南省内闹新文化，外省人见了颇觉得稀奇。有些没有眼睛的人，竟把“不得了”三字连在“湖南人”三字之下。其实湖南人和新文化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新文化，严格说来，全体湖南人都不和他相干。若说这话没有根据，试问三千万人有多少人入过学堂；入过学堂的人有多少认得清字，懂得清道理；认得清字，懂得清道理的人有多少人明白新文化是什么？我们要知道，眼里耳里随便见闻过几个新鲜名词，不能说即是一种学问，更不能说我懂得新文化，尤其不能说湖南已有了新文化。彻底些说罢，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不但中国，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几年来风驰雨骤，成长得好与成长得不好，还依然在未知数。诸君，我们如果晓得全世界尚没有真正的新文化，这倒是我们一种责任呵！什么责任呢？“如何可使世界发生一种新文化，而从我们居住的附近没有新文化的湖南做起”，这不是我们全体湖南人大家公负的一种责任吗？文化书社的同人，愿于大家公负的责任中尽出力所能胜的一个小部分，因此设立这个文化书社（此外研究社、编译设、印刷社亦急待筹设）。我们认定，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资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便捷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许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那真是我们馨香祈祝、希望不尽的！

文化书社由我们一些互助了解完全信得过的人发起。不论谁投的本永远不得收回，亦永远不要利息；此书社但永远为投本的人所共有。本社发达了，本钱到了几万万元，彼此不因以为利；失败至于不剩一元，彼此无怨。大家共认地球之上、长沙城之中有此“共有”的一个书社罢了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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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启示里，我们可以看到，创建文化书社的目的不是为了盈利。而是为了传播新文化，以“解决脑子的饥荒”。毛泽东认为当时最严峻的社会问题是，“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资料。”

湖南在张敬尧统治时期，一切新思想和新事物都被禁遏、摧残，新书新报很不容易输入。驱张运动胜利后，毛泽东认为当时最迫切的工作是创办书店，集中贩卖新书报，向全省青年传播新思想和新文化。

因为“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谈及文化书社的使命，那便是“愿以最迅速、最便捷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许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

从创建文化书社的目的来看，它以解决社会问题为主要目的，以传播新文化、新思想为宗旨。它的社会问题界定、社会目的是绝对符合“社会企业”的定义范畴的。

文化书社一经发起，便立即引起湖南文化界的注意。《大公报》在刊登毛泽东的文章时，特地加了按语：“省城教育界新闻界同志，近日发起文化书社，为传播新出版物之总机关，实为现在新文化运动中不可少之一事。”

8月2日，毛泽东、易礼容、何叔衡等17人在楚怡小学召开文化书社成立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文化书社组织大纲》，推选毛泽东、彭璜、易礼容为筹备员。大纲内容共八条，讲了文化书社的宗旨，资本来源，利润分配，治理结构等。现在回过头来看，简直是一份天才的社会企业运营大纲，但要知道这发生在100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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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书社组织大纲

（1920年8月25日）

（一）本社以运销中外各种有价值之书报杂志为主旨。书报杂志发售，务期便宜迅速，庶使各种有价值之新出版物广布各省，人人有阅读之机会。关于在外埠出版之书籍，本社与各书店及各丛书社订定专约，每出一种，即尽速寄湘，以资快览。关于各有价值之日报，本社视阅者较多，即与订约，代办分馆。关于各有价值之杂志，本社与各杂志社订约，代办分发行所。

（二）本社资本金额无限。先由发起人认定开办费，从小规模起，以次扩大，以后本社全部财产为各投资人所公有。无论何人，与本社旨趣相合，自一元以上均可随时投入，但各人投入之资本，均须自认为全社公产，投入后不复再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无论何时不能取出，亦永远不要利息。

（三）本社由投资人组织议事会，推举经理一人，付与全权，经营本社一切业务。为经营业务起见，经理得雇请必要之助理人。经理及助理人应支取相当之生活费及办事费，其数由议事会决定。

（四）经理每日每月均须分别清结账目一次，每半年总清结一次，报告于议事会，议事会每半年开会一次（三月、九月），审查由经理所报告之营业状况，并商榷进行。

（五）本社设总社于省城，设分社于各县，分社俟经费充足时举办。

（六）本社在社内设立书报阅览所，陈列书报，供众阅览。此项阅览所，俟经费充足，更须分设。

（七）本社营业公开，每月将营业情形宣告一次，平时有欲知悉本社情形者，可随时来社或投函询问，当详举奉告。

（八）本社议事会细则及营业细则另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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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书社组织大纲》的第二条清楚的提到，“本社资本金额无限。先由发起人认定开办费，从小规模起，以次扩大，以后本社全部财产为各投资人所公有。无论何人，与本社旨趣相合，自一元以上均可随时投入，但各人投入之资本，均须自认为全社公产，投入后不复再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无论何时不能取出，亦永远不要利息。”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文化书社不仅是社会企业，而且是非常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企业。

作为不分红的社会企业，文化书社的启动资金是怎样来的呢？青年社会企业家毛泽东在创业之初和很多创业者遇到的障碍非常相似，首先是资金缺乏。

1979年5月17日，易礼容回忆创办文化书社时的情况说：“文化书社最初只有陈子博和我两个人工作，开办的经费只有20块钱，是由（湘雅医学专科学校秘书）赵运文经手借来的。有人说开办时才400多元钱，其实当时400多银洋是一笔大的钱。”没钱，易礼容和陈子博用一个黄泥小火炉、一个瓦钵子做饭。在临时营业期间，易礼容和其他三个“员工”没有工资，生活自掏腰包，工作是尽义务。

1920年12月12日，《湖南通俗报》刊登了《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关于筹备情形，第二项提到了“资本”。“本社既为公共组织，出资作为公产，亦无利息，则股本收入，事势上只能以同情于本社宗旨，并相互了解之人为限。从八月二号成立会起至十月二十二号第一次议事会止，投资者有姜济寰、左学谦、朱矫、杨绩荪、方维夏、易培基、王邦模、毛泽东、朱剑凡、匡日休、熊梦非、何叔衡、吴毓珍、易礼容、林韵源、周世钊、陶毅、陈书农、郭开第、彭璜、邹蕴真、赵运文、潘实岑、熊楚雄、刘驭皆等二十七人，共收银五百一十九元。”

在个人出资中，为了达到初定 1000 元的目的，书社积极主动向各方面筹资。至1921年2月，又有仇鳌、左式民、任慕尧、李抱一、王林苏、王正枢、张平子、龙兼公、吴小山、唐吉杰、郭开第、贺民范等19人投资。 这种投股共搞了三次。最大的股东是姜济寰和左学谦，前者捐银洋 228 元、纸洋 77 元，铜钱 100 元，后者投股银洋 200元。两人投股对文化书社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用现在的话来说，文化书社的启动资金来自“众筹”，发动大家入股。与其他商业投资不一样的是，这种投资不要利息。而与公益捐赠又不一样的是，文化书社的全部财产为投资人集体所公有，但又不复为投资人个人所有，且无论何时都不能取出。这样的组织不是纯粹商业组织，也不是纯粹的公益组织，他们自称这是“公共组织”，但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这就是正宗的“社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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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一看文化书社的这群股东们，在当时都是响当当的。我们从文化书社的募股来看，结成“统一战线”的思想已经在其中了。用社会企业的话语体系来说，就是将利益相关方建立成一个共同体。

这个“统一战线”建得有多成功呢？文化书社在开业的时候还请到了当时的湖南省省长谭延闿。身为督军、省长、湘军总司令的谭延闿不仅亲自为文化书社剪彩，而且亲笔题写牌匾。当然，十年后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谭延闿听到朱毛二打长沙时，后悔地说：“晓得如此，我当时剪么子鬼彩啊，还不如把他抓起来枪毙了。”

文化书社的重要股东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被毛泽东称为“后台老板”的易培基。易培基是谭延闿的省长公署秘书长，还兼任省教育厅长兼一师校长。他不仅是毛泽东在一师的国文老师，还是毛泽东“驱张”赴京请愿的“同行者”，更是毛泽东的赏识者。

毛泽东等办文化书社，首先是征求他的意见，易培基叫好。他认为：湖南如不补上新文化运动这一课，就无法研究当代世界的发展趋势，各种进步的新思想新文化便无法在这块土地上生根结果。他还自愿充当书社发起人，还出面邀集长沙各界有声望的人士，参加书社的发起和创办工作。

毛泽东后来对他同窗好友周世钊说：“我那时能在一师范搞教育，还能在军阀恶势力下宣传马列、组建党团，多亏易培基先生这个后台老板硬哟！”

除了易培基，股东中姜济寰是当时湖南省财政厅长。左学谦是商会会长，陶毅是富家千金。其他如王邦模、朱剑凡、匡日休等，都是湖南名流。

这些人除了比毛泽东们有钱外，更有“名”、“位”以及”人脉”，有他们参与，形成“统一战线”，文化书社也就披上了合理合法的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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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书社的经营特色中有一条特别引人注目，那就是力主经济公开。这个在有些国家对“社会企业”的要求中也有类似的地方。

比如英国的社区利益公司要求申请登记时要提出社区利益报告书来证明公司成立的目的是为了服务社会而非私人营利，每年还必须提交一份利益年报。比利时的社会企业要求每年发布一份根据既定社会目标采取行动的报告。

而文化书社创建之初即有《文化书社组织大纲》，里面就规定了“每半年总清结一次，报告于议事会，议事会每半年开会一次，审查由经理所报告之营业状况，并商榷进行。”，简称“六个月一报告”。

1921年4月的《文化书社第二期社务报告》即是运营半年后的第一份报告。在这个报告开宗明义指出：“我们出这本报告的意思，头一层：与我们社是有直接关系的社员诸君，我们经理社务的人，在职务上应将如何推销书报种种情形，报告给大家，使社员都知道社里的实在情形，才算完了我们的职务。”

接着又特别提到“第二层：中国人营业，总是秘密主义，实在是一种罪过，一个人光明正大做事，为什么不能将底子宣布出来呢？文化书社是一个社会公有机关，并不是私人营利，我们为避免这种罪过，乃反秘密而公开，将社里一切情形，彻底宣布于社员以外。”

“大家晓得现时的任务，莫要于传播文化，而传播文化有效则莫要于办文化书社式的书社。如果经营得法，一个书社的效何止抵几个学校的效。因此我们为扩张社务，并推广各县分社起见，希望有力的同志，助我们一笔大一点的款子（我们计划于二年内替书社筹足书业资本三千元），我们不知谁是愿意帮助我们的，自然不好到处去问，惟有将来社务公开起来，庶几同情于我们的人，好自动的予以帮助。”这一段写得真是妙！

报告里还提到要达到“人人有阅读机会”的目的，“最注重的是各县开设分社，以七十五县每设一分社，每一个分社有十个社员计，就要有七百五十个社员。所以我们惟有将社务公开，使远近同志的人，明白这个社的益处，分向各地开设分社，并口头或实力帮助我们的传播事业。”

《社务报告》不仅将办社以来遇到的困难、分社设立情况、销售书刊报纸数字一一摆出。而且将经费收支细数、社员入股细数、工作人员名单都毫无保留地向社员大会报告，并公之于社会。这样一种资金筹措方式和财务公开，在当时所起到的效果很明显。而且这样更是体现了书社的诚信度，让人们放心投股，为书社更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

另外，书社账目的清算也很严格，分为三种 :日算、月算、半年算。书社有直接管理经费的人。社里账目随时清理结算。明晰收入、支出账目，清楚资金流向，便于知晓书社营业状况。书社资金得到合理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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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书社成立后业务发展迅速，与它成功的商业运营策略是分不开的。

首先，想方设法降低运营成本，创造性的设计了“信用介绍员”的模式。毛泽东以书社特别交涉员的身份，承担着重要的“外联”任务。它请李石岑、左舜生、陈独秀、赵南公、李大钊、恽代英为“信用介绍员”，免去了当时一般书社做批发要的押金，因而能以有限的资金，及时的、源源不绝地获得新文化、新思潮的书刊报纸。文化书社的流动资金短缺问题得以解决，经营成本和风脸都大大减低，书社的货源也充足了。

其次，广泛“建网”，成立分社。“得网络者得于天下”，100年前的毛泽东早就明白这个“商道”。1920年至1923年间，书社与省内外发生书报营业往来的有六七十余处之多，陆续成立了平江、浏阳、衡阳、宁乡、宝庆、武冈、溆浦、岳阳、嘉禾等 9 个分社。这些机构的负责人，多半由新民学会会员及其他进步青年担任。《文化书社第二期社务报告》中提到，“本社对于设立分社，并不是本社自己去设，只是帮助各县的同志在各县去设立起来。”

从分社的设立尤其可以看到毛泽东的经营智慧以及对经营细节的考虑。毛泽东认为，建分社的方法论弄清楚之后，开设分社就是“至易”的。《社务报告》对开分社总结出了五条经验：

第一条经验是，“不知本社内容的人或疑分社设立甚难，其实此事至易，资本只要第一批书第二批书的钱，少则五十元，多则百元，第三批以后即将头二批的书价收回能购便得”。

第二条，“各县生意多，因无问题，生意少，也不要紧，分社横直是附着公共地方开设，不要独立门面，开销便不要多，僻县陋镇，或一年只能销几十元乃至几元的书都不要紧”。

第三条，“本社对于分社，照本让与，不赚分文，所有优价折扣都归分社，因此分社即因生意少不能得赢利，也断不至于耗本钱。”

第四条，“附带经营，不须多的人员”。

第五条，“销不完的，可以退还本社，不至因为滞销至于亏耗”。

由这五条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开分社的模式思考得非常清楚。文化书社不是自上而下去创办各分社，而是帮助各县的同志在各县去设立起来，合伙人制，去中心化，分布式的发展，“发动人民群众服务人民群众”。分社和长沙文化书社没有从属关系，仅仅是思想上、业务上的关系。各地文化书社分社与长沙文化书社紧密联营，由各分社预报书籍报刊定数，由总社统一定购，直运分社。总社和分社的业务来往，也不是一般的买卖关系 。

除了设立分社，文化书社还在长沙城内的学校如第一师范、楚怡学校、修业学校等设立了书报贩卖部以及个人“贩卖部”。分社和“贩卖部”有什么区别呢？“分社可以得到全部的优价，就是折扣照原书店全部让与；“贩卖部”要少一点，只能有百分之五的报酬。”“分社在外县，贩卖部在本城的各校或个人。”

这个销售和读书网络的建成，是文化书社成功的重要支撑。毛泽东等人通过文化书社和分支机构，迅速将新文化运动推向全省，还通过书社的业务活动与全国各地的革命团体建立了联系。这张“网”，不仅是文化传播网，也为革命联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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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高度重视宣传推广及社群运营。毛泽东特别重视而且擅长打广告，他借助舆论工具，起草了多份文化广告加以宣传推广，包括《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文化书社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读书会的商榷》等。这些文化广告，或侧重于所售书籍种类列举，或侧重于思想内容概述，或侧重于读书方法介绍，各有不同、相得益彰，读来毫无广告推销之感，倒有思想启发交流之雅趣。

他做的书籍广告也别出心裁，比如说夹在该社出售的《新青年》第八卷第一期中“广告”——《文化书社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先生买了这一本书去，于先生的思想进步上一定有好多的影响，这是我们要向先生道贺的。倘若先生看完了这本书之后，因着自己勃不可遏的求知心，再想买几本书看……我们预备着留给先生哩！”“我们社里所销的东西，曾经严格的选择过，尽是较有价值的新出版物（思想陈旧的都不要）。” 这些完全是稍有文化知识的贩夫走卒也能看懂的白话文。

在《读书会的商榷》一文中，他从三个方面分析了读书会的好处，概括起来就是：图书共享，切磋讨论，集资买报刊。其设想是: “多人凑钱买书看，每个人出一元便可看十元钱的书，经济上支出少，学问上收入多。”读书会可以改掉以往中国人“关门研究法”的毛病，提倡大家一起共同研究，这样读者既能以较少钱阅读更多进步书籍报刊，又能在读书会里研究知识，相互促进，共同进步。这样，文化书社以读书会为切入点创建了一个社群平台，而书社也为读者提供各种新思想的书、杂志、报纸，方便读者阅读和研究。通过提倡组织读书会，加强了会员和书社的情感连接，这堪称100年前的社群运营探索。

总结起来，毛泽东还特别重视“商业模式创新”，形成了印刷、发行、阅读“三位一体”的服务体系。早在《发起文化书社》中便明确指出，编译社、印刷局亟待筹设。文化书社在临时营业期内，所有出版物都是来自全国各地出版机构出版的新书刊报纸，自己没有出版物，而为了更快的满足人们更多的需求，便计划组织一个“编译社”和一个 “印刷局”，以与书社的“发行”连为一贯，这样书社就有独立出版物，社务便更加扩张。计划编译社定3000 元，印刷局定 5000 元。后因条件不具备，这个计划并没有实现。

文化书社虽然没有形成以编译、印刷和发行为一体的营运结构，然而形成了印刷、发行和阅读为一体的服务体系。文化书社亦能自行印刷书刊，如《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就是由长沙文化书社印刷出版，并在内部发行。此外，长沙文化书社建立了书报阅览室，让读者可以自由阅读各种书刊报纸，并组织读书会。从100年后的今天来看，这个运营模式依然不过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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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文化书社的运营情况怎样呢？我们找到了运营前半年的数据。自1920年9月9日至1921年3月31日的营业状况如下:从书籍杂志日报售出所收入总共为 4049.97元。其中从外埠购买书报所付出的代价为3212.24元，再除掉营业消耗，半年得纯利润 106元。可见，从商业运营来看，文化书社的模式是可持续的。当时的106元也不是个小数目，青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做助理时是每月8元的工资。

至于书社销售书籍的情形，1921年的《文化书社第二期社务报告》对其有一个详细的统计。从运营的第一个半年统计的数字可见某种书销售数量，便知这种书对湖南人的影响。在临时营业期内，杂志类属《新青年》销量最多，而正式营业期内，《劳动界》5000本，销量居于首位，超过《新青年》的2000本，受众以劳动者居多。报纸中《时事新报》每天75份，《晨报》每天45份。“此期文化书社销售的《新青年》、《劳动界》、《新潮》、《改造》、《新俄国之研究》等进步书刊数量较多，也可见发行能力之一斑。”

1925年9月湖南《大公报十周年纪念特刊》也有这样评价: 文化书社“专以介绍新文化书籍为务”；“全国新文化书籍销行多者，首推湖南与四川”；“销行新出版物最力者：文化书社。”

因为书社不以盈利为目的，售价较书商低，分社来购书也原价让与，文化书社的售价只保证成本。由于书社其固定成本没变，销售的越多，反而盈利的越少，资金筹措极为困难，到1924年书社开始出现亏损。

更重要的是，文化书社从书报发行机构开始发生变化，实际上成为湖南中共党组织的对外联络点，在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同时肩负起党组织交与的大量工作，因此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李维汉曾拨 800 元为书社清理债务。1926 年初，毛泽东、夏曦、易礼容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请求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谭延闿拨款维持文化书社业务，得到400大洋作为书社经费。有了这两笔钱，长沙文化书社才得以继续营业下去。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作为社会企业的文化书社，除了自身造血，还有其他收入来源。但总的来说，能够持续运营七年时间，是一件相当了不起的事情。所以湖南早期党组织负责人之一的李维汉后来评论说：“影响最大，与建团建党工作关系最密切的莫过于文化书社这件事。”

长沙文化书社创办后，湖南全省广大知识青年、工人和各界进步人士都与它 有过来往，他们从书社获得了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书刊，从而启 发了他们的革命觉悟，鼓舞了他们的革命热情。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湖南传播的形式有多种，其中影响最大、传播最迅速、持续时间最长的是文化书社。这便是社会企业文化书社的伟大功绩。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控制下的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宣布“分共”，背叛了革命。中国共产党从此转入地下，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也是在这一天，文化书社被国民党当局的武装警察搜查、捣毁，把向来公开出售的马列主义书刊说成是“共产党书籍文件”，宣布长沙文化书社为“共党机关”，于是被迫停业。文化书社从发起到最后被查封，历时七年之久，成功的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1927年8月1日开启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按预定计划爆发。中国人民革命史开始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从1920年8月2日到1927年7月15日，我们重新梳理文化书社的这段历史，我们发现伟人毛泽东不仅是一位山色的政治家，而且青年时期还是一位了不起的实业家、社会企业家。文化书社的实践就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生动的证明。从书社经营的宗旨、使命，到资本的筹措，人才的选用，财务的管理，战略的思考，以及广告传单的运用等等，无不显示出了毛泽东的卓越才干。

青年毛泽东的这一重要实践，对于当下的社会企业实践者而言，有着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100年前有伟人的社会企业实践，对于当下想做社会企业的年轻人、企业家群体而言，尤其是非常重大的鼓舞。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原来一百年后的我们还可以向青年毛泽东学习如何做社会企业！不可思议！谨以此文纪念青年毛泽东创建社会企业文化书社一百周年，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诞辰127周年！

2020年12月26日-31日

刘玄奇于社企书社

（全文9500余字）

 部分参考文献：

[1] 曾祥虎.毛泽东与文化书社[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4.

[2] 郑华.中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发行机构—纪念毛泽东创建文化书社90周年[J].出版发行研究.2011.

[3] 蒋国海、向飞.长沙文化书社的创办及其历史地位[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

[4] 唐振南.在风华正茂的岁月里——访新民学会会员易礼容[J].湖南党史月刊.1988.

[5] 李永春.长沙中韩互助社成立时间与社址考[J].近代史研究.2005.

[6] 李家玉.毛泽东与文化书社.红岩春秋[J].2011.

[7] 郑会艳.文化书社研究

[8] 刘振华.毛泽东是如何创建文化书社的

[9] 文热心.卖书“做生意”：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 湖南日报

（电视剧《毛泽东》片段）

（文化书社故址.摄于2020年12月23日）